5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。在社交媒体上，所谓“垃圾不够烧”“垃圾分类没必要了”等议论再度引发广泛关注。
事实上，不少公众的认知还停留在“垃圾围城”是中国城乡共同治理痛点的阶段。而如今，深圳、广州、山西柳林等地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，多座巨型“垃圾山”消失；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产能富余，甚至出现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。这幅复杂且不断“反转”的行业图景，引发“垃圾变少了”的误读不断在互联网蔓延。
那么，当下全国垃圾处理的基本面究竟如何？如何理解有些焚烧发电厂“垃圾不够烧了”的说法？新华社“新华深读”记者实地探访北上广深等大城市，以及全国多地乡镇的垃圾填埋场、焚烧企业，对话政府官员、企业家、垃圾处理行业人士和专家学者，深入探究中国垃圾处理的现实真相。
多地“垃圾山”纷纷消失
深圳罗湖区的一座“垃圾山”如今成了“网红山”。社交平台上，有人拍照“见证历史”，有人感叹“垃圾山也能变金山”。
这座山是填埋了多年垃圾的玉龙填埋场——深圳最早的简易生活垃圾填埋场，1983年启用，1997年停用，2005年封场。封场时的垃圾量达255.15万立方米，堆积高度达到110米，相当于30多层楼那么高。
最近记者实地采访发现，“垃圾山”已经抹平，挖掘已深入地下。为了不让异味影响周边居民，施工现场搭建起全国最大跨度的全密闭绿色“天幕”，将扬尘和臭气牢牢锁在罩内。紧邻其侧是日夜轰鸣的垃圾筛分车间。
为什么要挖掉这座埋了多年的“垃圾山”？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设计师曹泳民指了指不远处的高楼说：“这里曾经是城市边缘，现在周边满是写字楼和住宅了。”
2024年，这一全国开挖体量最大、整体实施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启动。每天玉龙填埋场挖出垃圾6000吨，渣土车进出达500次。其中，塑料、橡胶等轻质可燃物运到垃圾焚烧厂发电。
“这不仅是还环保旧账，更是抢发展空间。”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党工委书记饶一鸣说，修复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完工，之后这里将释放约30万平方米连片用地，规划建设近百万平方米的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。
从深圳向北100多公里，位于广州白云区太和镇的兴丰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，正在推进存量减量，逐步实现“瘦身”。与“清场”式的开挖不同，广州的举措意在“腾库容”。
广州环投集团生产与安健环部总经理刘文介绍，项目每日将兴丰填埋场挖出的陈腐垃圾与原生生活垃圾配比掺烧，平衡炉膛热值，确保焚烧设备稳定运行。
刘文指着远处被黑色防渗膜覆盖的山谷说：“腾出的库容要作为城市的‘战略储备’。万一紧急情况导致垃圾处理能力跟不上，这里还能顶上。”
今年5月，山西柳林县寨东村垃圾堆积事件引发关注，当地政府迅速整治，数年积存的185吨垃圾在48小时内由12台机械清运至正规处置场。从“垃圾围村”到“垃圾清零”，基层治理效率提升的背后，是全国历史遗留存量垃圾正在加速消化的缩影。
这些纷纷消失的“垃圾山”背后有一个共性真相：不是垃圾“没了”，是治理目标升级了。
目前，全国80%以上城市完成了陈年“垃圾山”整治，填埋场封场修复、生态复绿正在成为主流。
据北京市丰台文旅集团副总经理胡振兴回忆，北京园博园建设前，此地遍布砂石坑和填埋场，垃圾遍地、地表裸露，是京西最大的“风沙源”之一。
数百万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，用于地形塑造；砂石坑“因地就势”改造成燕台大观、云台叠翠等景观；种植水生植物过滤水体，构建近自然植物群落形成稳定生态系统……经过约三年治理，“风沙源”已变身为“生态园”。
数据显示，北京共有22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，均已停止接收新垃圾，进入停用或封场维护阶段。
2025年的数据显示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日均产生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均在2万吨以上。若按1米高度平铺，一座超大城市一天的垃圾就能铺满20个标准足球场。
令人欣慰的是，填埋生活垃圾在超大城市已成为“过去式”。2021年前后，上海、深圳和广州率先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，北京也于2024年迈入这一行列。至此，北上广深不再有接收原生垃圾的填埋场。
飞速进化的垃圾焚烧厂
填埋场逐渐“退休”，但垃圾并没有消失。它们被送到一个地方——焚烧发电厂。
在上海城投老港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，记者看到，新鲜垃圾在巨大的垃圾坑里发酵沥水，智能抓斗自动抓取投炉；中控大屏幕上实时显示多区域多参数监控画面，仅焚烧炉内就设置了6个焚烧烟气温度监测点；烟气中的不少污染物指标接近于0，远优于国家排放标准和欧盟排放标准……
“从自动卸料倒入垃圾坑，到投料、焚烧、排放监测，基本上全流程实现了无人作业。”上海城投老港基地的工作人员说。
脏、乱、臭，曾是垃圾处理厂撕不掉的标签。但现在一些垃圾焚烧发电厂拥有公园式景观，还是学校和公众的科普教育基地。
在广州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，昔日的烟囱已蜕变为120米高的“环保明珠塔”，游客乘电梯直达92.5米的观光层，可360°俯瞰园区，还能在钢琴声中坐下来喝杯咖啡。
园区中心是蓝白相间、层叠山水造型的垃圾焚烧发电厂，园区设计日焚烧处理能力达8000吨。此外，园内还建有污水处理厂，处理后的水可实现循环利用。
这样的场景，在十几年前难以想象。
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金宜英回忆，2010年，垃圾焚烧技术起步不久，全国当时建成投运119座生活垃圾焚烧厂，处理能力不过每天9万吨，仅占全部处理能力的20%，填埋是绝对主流。当时有两道“坎”：一是公众担心“毒烟”，谁都不想自家门口冒烟；二是“垃圾围城”步步紧逼，必须用最短时间把焚烧设施建起来。
倒逼之下，行业加速奔跑。2012年，国务院印发《“十二五”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》，提出“鼓励采用焚烧处理方式”，规划新增处理能力58万吨/日。同年，国家确立全国统一的垃圾发电标杆电价——280千瓦时以内每千瓦时0.65元。这一补贴政策为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提供稳定的收益预期，极大地推动了垃圾焚烧行业发展。
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解释说，除发电上网补贴外，地方政府亦提供“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费”补贴，以保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适当利润。
2021年，《“十四五”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》将焚烧设施建设定位为“全面推进”，规划到2025年底，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每天80万吨左右。
政策是重要推动力，焚烧处理技术也在不断进步，特别是基本解决了公众普遍关切的二噁英排放问题。
“技术迭代推动了垃圾焚烧厂从‘邻避’走向‘邻利’。”金宜英回忆，过去建设垃圾焚烧厂时，居民担心烟气污染空气，尤其恐惧其中的二噁英致癌。
历经技术引进、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，我国的垃圾焚烧炉已从早期简易焚烧设备，升级为集高温燃烧、热能回收、烟气净化、智能控制于一体的现代化环保装备。
上海城投老港基地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曰丰介绍，现代化焚烧厂找到了二噁英的破解之道——二噁英容易在低温不完全燃烧条件下产生，将炉膛温度保持在850℃以上并保证2秒以上的燃烧时间，二噁英会在高温下全部分解。
对于烟气温度降低过程中再次合成的微量二噁英，焚烧厂也有后续的脱除技术。吴曰丰说，目前垃圾焚烧发电厂均采用布袋除尘工艺，可稳定拦截PM2.5、亚微米级超细粉尘，布袋表面附着的吸收剂活性炭可吸附烟气中漏网的二噁英；同步还有其他方案去除烟气中的重金属和酸性气体。经过综合处理后，只有干净的烟气才能排向天空。
烧掉垃圾后仍有“宝贝”。炉渣约占垃圾总量的20%，含有铁、铜、铝甚至少量金银。“比如废旧玩具等物品表面镀有金属，常规方法难以回收，我们的高温焚烧工艺正好能提取出来。”广州环投集团福山公司总经理钟卓延说。
以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为例，2025年全年约产生60万吨炉渣，在对炉渣中的金属筛选回收后，剩余的炉渣经加工制成环保砖原料，广泛用于市政道路、建筑工程等领域，真正实现“变废为宝、吃干榨尽”。
我国以焚烧为主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格局逐步稳定。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11月，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比78.1%，较“十三五”末增加19.2个百分点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国焚烧处理能力目标为80万吨/日，实际超额完成44.7%，建成能力稳居全球第一。
一些焚烧厂为何“吃不饱”？
记者走访发现，全国局部地区一些垃圾焚烧厂确实出现焚烧炉负荷不足、停烧等情况。
住建部数据显示：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有1137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在运行，日均实际焚烧处理生活垃圾115.8万吨，平均负荷率88.7%。
针对这一现象，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表示，这并非产能过剩，负荷处于合理区间，需要客观辩证看待。
首先，技术的提升使得焚烧效率提高，垃圾处理能力极大提升。
目前，国内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例为60%左右，处理规模远高于欧美日三个地区的总和，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。
其次，“垃圾不够烧”现象并非“一刀切式”的普遍情况，而是出现在局部地区。住建部有关人士指出，我国垃圾处理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。
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、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，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区域不均衡问题突出，特别是西部地区、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。
记者在生态环境部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平台”看到，地图上有密密麻麻的蓝色圆点，每个点代表一家垃圾焚烧厂。从区域分布看，垃圾焚烧厂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，越靠近西北部越稀疏，与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“胡焕庸线”大致走向相似。
这一平台监测我国1000多座垃圾焚烧电厂、2000多台焚烧炉。清气团智库基于这一平台形成的报告显示，2025年，1033个纳入大数据统计的垃圾焚烧厂中，超六成停炉率低于9.2%，达到满负荷状态。但存在区域冷热不均问题。
统计显示，2024年全国各省份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前五名分别为山东、广东、河北、浙江、河南，数量分别达102座、97座、80座、79座和73座。排名靠后的是青海和西藏，各有1座。
城乡失衡也是突出问题：城市“缺料”，偏远农村“堆存”。
记者采访发现，在一些城市，由于垃圾分类全覆盖，可燃垃圾减少，焚烧厂“不够烧”；而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乡村，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甚至医疗垃圾仍在露天随意堆放和露天焚烧，一些集中收集点没有采取防渗漏、防扬沙、防臭措施，造成环境污染，影响村民生活和种植生产。
另外，不少专家提出，造成近年“垃圾不够烧”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前些年政策红利下全国出现垃圾焚烧厂“兴建潮”，2018年至2022年资本扎堆垃圾焚烧，年均新增产能15万吨/日，远超规划目标。由于审批下放，区县各自为政，规划超前，造成焚烧设施处理能力冗余。
业内人士说，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收益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：首先是当地政府支付的垃圾处理费，目前各地标准大概在每吨50元至150元之间。此外，还有售电收入，即基础电价+电价补贴。这些收益，与处理的垃圾量直接相关，垃圾处理量越少，企业收益越低，亏损风险就越大。这也是一些企业急于“抢垃圾”的利益驱动。
随着生活垃圾焚烧能力整体大于入厂垃圾量，叠加区域分布不均等问题，垃圾焚烧电价补贴逐步退坡已成大势所趋。“行业‘躺着赚钱’的时代已经过去，必须从大规模建设期转向精细化运营阶段。”徐海云说。
拉长时间脉络来看，多地开挖“垃圾山”、企业“抢烧垃圾”的现象，折射出大众对垃圾资源价值认知与垃圾焚烧产业发展逻辑的转变。
过去，焚烧厂的核心使命是解决“垃圾围城”，聚焦无害化处理。如今，其角色正被重新定义为“能源工厂”和“资源工厂”。
广东佛山的瀚蓝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毗邻松夏工业园，附近集聚食品、新能源等有用热需求的企业。产业园每日处理生活垃圾4500吨，在发电之余会产生大量高温蒸汽。焚烧企业通过建设蒸汽管道网络，将垃圾焚烧发电之外产生的余热回收利用，替代传统化石燃料供热，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与循环再生。
住建部有关人士表示，通过热电联供，垃圾焚烧项目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，将清洁电力并入电网，已成为我国城市能源供给的重要方面。国家通过上网电价补贴政策与电网全额收购保障，为引领、支持焚烧处理企业发展提供了核心激励。
随着技术进步，企业效益在不断提升。在热能利用方面，焚烧垃圾发电能力显著提升，每吨垃圾发电量提升到300度至450度，最高可达600度左右。
如今，生活垃圾焚烧厂已不再是单纯的垃圾处理设施，正逐步转型为综合环境服务主体：协同处置污泥、园林废弃物、一般工业废物，利用余热为周边供热，将炉渣制成环保砖，或向公众开放成为环保科普教育基地，实现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融合。
未来垃圾还需要分类吗？
既然垃圾焚烧能力大幅提升，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？
记者从住建部和相关专家获得的讯息是：垃圾分类依旧重要，但分类标准正在变化，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，重点突出可回收物。
专家表示，以往把垃圾分为可回收物、厨余垃圾、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的“四分方式”，契合了以填埋为主的处理方式。随着技术的进步，焚烧技术日益完善，现在以焚烧为主要方式，垃圾分类也需要因地制宜，因城施策，不宜一刀切。
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张黎说，目前可回收物占生活垃圾总量的比例在20%—30%左右。健全可回收物回收体系，有利于生活垃圾资源化转化，把“垃圾”变成“原料”“资源”，形成“垃圾—原料—产品”的闭环应用，既是实现垃圾减量的重要抓手，也是引导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。
专家认为，探索并实现将可回收物回收以碳普惠方式使居民得到实惠，居民更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，就更愿意更积极认同分类、参与分类、坚持分类，巩固分类好习惯。
专家表示，垃圾分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，聚焦可回收物回收，既可推动个人生活习惯向社会文明的蜕变，更是社会综合效益、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，能凝聚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合力，共同打造美丽宜居家园。
今年5月的一天，北京市朝阳区官悦欣园小区的李阿姨提着几袋垃圾去小区垃圾站。
“你看我这些外卖餐盒、泡沫盒，以前没人收，现在直接扔在小区的便民回收机里就行，还能按每公斤6角钱给我发‘红包’，一个月下来也不少钱呢。”李阿姨对记者说。
“对我们上班族来说太方便了。”同在便民回收机前扔垃圾的赵家和说，有了便民回收机以后，他不用跟人讨价还价，也不用扛着一大摞废品上下楼，每天上班前，花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可回收垃圾的投递。
北京市在强化可回收物回收方面开展有益探索，推动便民回收进社区，畅通了便利直达的回收渠道。目前，北京已有1万多台便民回收机进驻了7600多个小区，能一袋式回收可回收物，24小时自助投放，上线了“京彩回收”小程序，能预约上门回收可回收物，明码标价。
北京将可回收物回收、垃圾分类变成居民的“顺手事”，做到“分类有收益、投放有回报”，有效破解投放不便、售卖麻烦等民生痛点，节省居民时间和精力，提升垃圾分类便民服务体验。
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秘书长刘晶昊指出，当前垃圾焚烧已逐步成为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，与之配套的收运网络也在持续完善。下一步，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推动分类方法由繁到简，让群众“记得住、分得清、操作便”，从而提高公众的接受度和参与便利性。必须坚持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，不搞“一刀切”，让各地根据自身实际选择适应当地条件的分类模式。
受访专家认为，垃圾分类推行以来，人民群众的认识进一步深化，初步形成了自觉，垃圾分类覆盖面和普及性大幅提升。应继续通过垃圾分类，形成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风尚，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、群众基础。垃圾分类要久久为功，方向要坚持下去。
本月25日，住建部部长倪虹在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上表示，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长期性、持续性任务，要在总结经验基础上，深刻认识当前垃圾分类的阶段性特征、变化和要求，坚持因地制宜、与时俱进，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。要统筹兼顾、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；加快可回收物体系建设，增强可回收物管理质效；优化焚烧处理设施布局，鼓励设施共用共享，更多地区实现原生垃圾“零填埋”。
步入“十五五”，垃圾处理行业正站在从无害化迈向资源化、减量化的拐点。
“十五五”固废治理的核心是从“规模扩张”到“高质量循环”。今年，国务院印发《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》，指出：到2030年，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，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，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，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.1亿吨。
记者了解到，未来转型主要从四方面入手：
第一，控制产能、调整布局。淘汰更新那些利用率低、排放超标的焚烧厂。建立跨区域垃圾调配平台，按处理量结算，解决城市缺垃圾、农村垃圾堆积的问题。
第二，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。推广扫码投递、积分返现，促进居民从“要我分”变“我要分”。源头限制过度包装和一次性用品，推行绿色包装。尽快实现农村收运全覆盖，杜绝露天倾倒和简易填埋。
第三，推动转型和高值化。从单纯烧垃圾发电转向“城市矿产”。优化AI分选、小型焚烧设备研发等先进技术，提高资源化率。焚烧厂要变成综合处置、资源回收、碳资产一体化的模式，赚取处理费、发电、再生资源、碳减排等收益。
第四，补齐短板、完善体系。构建全链条闭环，把垃圾收运网和再生资源回收网深度融合，实现分类、回收、利用一体化。建立全程溯源系统，杜绝违规倾倒和掺烧。同时加强公众科普，提升大家垃圾分类减量的意识和责任感。
从“垃圾围城”到“垃圾山消失”，中国垃圾治理用10年走完发达国家30年的路，正是一场从末端处置转向循环利用、从规模驱动迈向质量驱动的历史性跨越。
未来，垃圾处理的核心是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统筹推进。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、闭环式、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，这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。唯有如此，美丽中国的建设才能行稳致远。
本报记者：董雪 王优玲 陈浩明 田晨旭 周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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